導讀：當12345熱線的調解回訪掛斷，當信訪接待室的調解記錄歸檔，當法院立案庭的庭前調解告一段落——這些看似解決糾紛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個法律效力的真空地帶。行政和解協(xié)議，這張承載著妥協(xié)與期待的紙張，在現(xiàn)行制度下竟無法獲得強制執(zhí)行力。我們不禁要問：當調解成為解決行政糾紛的主流路徑，它究竟是通往實質正義的橋梁，還是掩蓋矛盾的一襲華美袍子？

調解的悖論：高效表象下的制度困境

在“案結事了”的考核壓力下，行政調解撤訴率被異化為衡量審判“社會效果”的核心指標。然而，這種對調解率的過度追逐，正在悄然透支司法公信力與社會資源：

循環(huán)訴訟的怪圈：“訴訟-調解-和解-再訴訟”的惡性循環(huán)已成常態(tài)。當事人將調解視為免費咨詢與施壓手段，反復啟動程序導致行政與司法資源被無謂消耗，最終由全體納稅人買單。

“二等正義”的質疑：眾多法學學者尖銳指出，和解本質上是對司法核心功能的閹割。它剝奪了法院通過裁判澄清法律、解釋規(guī)則、確立先例的機會，淪為一種“向大眾社會的屈服”。當正義的實現(xiàn)依賴于當事人的妥協(xié)而非法律的裁斷，社會價值的扭曲便埋下隱患。

效力缺失的致命傷：調解協(xié)議的法律地位極其尷尬。它無法作為強制執(zhí)行的依據(jù)，甚至調解過程中的關鍵陳述也不能成為后續(xù)訴訟的證據(jù)。一旦一方背信棄義，守約方只能重歸訴訟起點，前期所有調解努力瞬間歸零——這無異于對誠信的嘲弄，更助長了投機者通過反復違約漁利的空間。

權力失衡：和解光環(huán)下的結構性壓迫

調解制度最受詬病之處，在于其天然難以克服的結構性不平等。當公民個體面對手握龐大行政資源的“官家”，所謂“自愿和解”常常只是偽飾：

被迫妥協(xié)的無奈：在強大的行政權力面前，相對人往往處于絕對弱勢。為避免陷入漫長訴訟或承受更大壓力（如經營許可受限、補貼發(fā)放延遲），許多當事人不得不接受遠低于合理預期的和解方案。這種“自愿”背后，是權力不對等下的隱形脅迫。

審查缺位的風險：和解協(xié)議通常繞過嚴格的司法審查。若協(xié)議內容本身違法（如犧牲公共利益換取息訴罷訪），或存在重大不公，其正當性基礎便蕩然無存。缺乏監(jiān)督的“和稀泥”式調解，可能成為掩蓋行政違法、規(guī)避法律責任的工具。

價值重估：調解應是手段而非目的

必須清醒認識到：協(xié)調的根本價值在于“定分止爭”，和解僅是服務于這一目標的路徑之一。 過度神化調解，將其抬升至超越司法裁判的地位，實乃本末倒置。調解的成功，絕不簡單等同于糾紛的圓滿解決。若以犧牲法律原則、正當程序與實質公平為代價換取表面的“和諧”，無異于飲鴆止渴。

破局之道：邁向有尊嚴的和解

要使行政和解真正成為有效、公正的糾紛解決機制，而非掩蓋矛盾或消耗資源的“無底洞”，亟需系統(tǒng)性制度重構：

賦予調解協(xié)議“牙齒”：探索建立行政調解協(xié)議的司法確認快速通道。經審查合法的協(xié)議，應賦予其與法院裁判同等的強制執(zhí)行力。上海徐匯區(qū)試點的“一站式司法確認”模式，將確認時間壓縮至48小時內，顯著提升協(xié)議權威性。

強化過程監(jiān)督與權利保障：

引入獨立第三方見證（如律師、人大代表）參與重大或復雜案件的調解，確保程序透明公正。

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關在調解中的信息披露義務與禁止施壓條款，保障相對人充分知情與真實意思表示。

確立“有限調解”原則：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法律原則或具有普遍示范意義的案件（如環(huán)保處罰、土地征收標準爭議），應限制甚至排除調解適用，必須通過正式裁判明晰規(guī)則、確立標桿。

構建多元銜接機制：打通“行政調解-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銜接堵點。若調解失敗，前期依法收集的證據(jù)與事實認定應被后續(xù)程序采納，避免當事人“從零開始”的訴累。

協(xié)調的藝術：在利益天平上尋求平衡點

真正的協(xié)調高手，善于在錯綜復雜的訴求中抽絲剝繭，精準定位核心分歧。尤其在涉及多方博弈的領域（如征地拆遷），協(xié)調的核心在于：

搭建有效對話平臺：讓地方政府（追求發(fā)展效率）、被征收人（訴求合理補償）、開發(fā)商（關注項目進度）三方獲得平等表達與博弈空間。

聚焦利益平衡：超越簡單的“對錯”之爭，運用成本收益分析，尋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shù)。例如通過“產權調換+過渡補貼+就業(yè)扶持”組合方案，在保障被征收人長遠生計的前提下推動項目。

分步化解矛盾：將龐大復雜的爭議拆解為可協(xié)商的具體議題（如評估標準、搬遷節(jié)點、補償方式），逐個擊破，累積互信。

結語：超越“二等正義”的迷思

調解，這一融合法律智慧與社會經驗的技藝，其價值不應被全盤否定，但更不應被盲目推崇。我們需要的，絕非以犧牲法律尊嚴與個體權利為代價的“和稀泥”，而是在規(guī)則框架內運行、受有效監(jiān)督制約、具備制度剛性的“有尊嚴的和解”。唯有當和解協(xié)議不再是一紙空文，當調解過程不再是權力碾壓的舞臺，當司法裁判的最終保障清晰可見，行政和解才能真正擺脫“二等正義”的標簽，成為定分止爭的有效利器，而非掩蓋矛盾或浪費資源的無底洞。正義的實現(xiàn)，不能總寄望于當事人的妥協(xié)，更需仰賴制度的完善與權力的謙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