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12月28日，重慶五中院對姐弟墜亡案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波、葉誠塵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眾多網(wǎng)友在確認宣判最后沒有“緩期兩年執(zhí)行”的字樣后，紛紛長舒了一口氣。悖逆人倫的兇徒被繩之以法，正義在得到了伸張，社會公眾的情緒也得到了些許慰藉。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慶幸這對悖逆人倫的兇徒生在現(xiàn)代中國，因為如果這一案件發(fā)生在古代，起碼對張犯而言，其大概率不會被處極刑。

2021年12月28日，重慶五中院對姐弟墜亡案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波、葉誠塵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眾多網(wǎng)友在確認宣判最后沒有“緩期兩年執(zhí)行”的字樣后，紛紛長舒了一口氣。

悖逆人倫的兇徒被繩之以法，正義在得到了伸張，社會公眾的情緒也得到了些許慰藉。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慶幸這對悖逆人倫的兇徒生在現(xiàn)代中國，因為如果這一案件發(fā)生在古代，起碼對張犯而言，其大概率不會被處極刑。

讀者或許會感到驚訝，在古代殺害自己的親生孩子居然可以不被處以極刑。但這一切其實可以在一些俗語中就發(fā)現(xiàn)端倪。例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更有甚者，《二十四孝》中，著名的典故《郭巨埋兒》。郭巨活埋自己親生孩子的行為，居然在過去很長時間內(nèi)被作為正面行為進行宣揚。

事實上，在傳統(tǒng)宗法倫理體系下，父母等具有更高地位的人殺死子女等地位相對低下的人，往往很難以“殺人償命”處結(jié)。

例如，秦簡《法律答問》中，曾有這樣的表述，“(父母)擅殺子,黥為城旦舂”。這一規(guī)定的意思就是，父母擅自殺死自己的孩子，應(yīng)當(dāng)被處以刺面、發(fā)配到邊疆，夜里筑長城，白天站崗，防范敵寇的刑法。大致等同于《水滸傳》中經(jīng)常提及的刺配。

我們知道，秦朝素以嚴刑峻法著稱，“黥為城旦舂”的刑罰可謂輕緩。而《唐律疏議》、《宋刑統(tǒng)》等對于張犯的行為大致都是處以流放的處罰。與之對照的是，歷朝歷代，子女弒殺父母，皆屬罪大惡極，往往都是處以凌遲之刑(崇禎年間，庶吉士鄭鄤以“杖母不孝”被凌遲處死)。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本案發(fā)生在古代，張犯作為兩個被害人的親生父親，雖其罪行惡劣，卻未必會被處以極刑。

那么，葉犯呢?若將本案放于古代，則葉犯在宗法名分上系兩位被害人的繼母，其罪行又將如何處罰呢?

《唐律疏議》第二十二卷明確，嫡、繼、慈、養(yǎng)(長輩)殺子孫者，在徒一年半的基礎(chǔ)上加兩等，處罰甚輕。到宋朝后，這一罪行的處罰有所加重，宋太祖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

也就是說，對于葉犯的行為，自宋朝開始，不在有身份加持，其應(yīng)當(dāng)被處斬(《宋刑統(tǒng)·賊盜律》的規(guī)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明代的《大明律》對繼母殺前妻之子的量刑，繼承唐律“加一等”也只判處徒刑，但殺子造成夫家絕嗣的，繼母處絞刑。清代基本沿襲了明代的處罰，一般情況下葉犯都不會被處以極刑。

所以說，我們應(yīng)該慶幸都生活在現(xiàn)代的中國，任何人犯下惡行都會被法律嚴懲，而不是遵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古代。

最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重慶市五中院已經(jīng)作出了判決，但由于本案上訴期未過，基于求生的本能，張、葉二犯大概率會揪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上訴。

根據(jù)以往某些案例，確有罪大惡極的兇徒二審上訴被改判的情況。如百香果女孩案，罪犯楊某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后二審被改判死緩;又如四川岳父滅門案，罪犯也是在一審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情況下，二審上訴被改判死緩。

因此，如果本案進入二審程序，我們期待二審法院能夠堅持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公正的生效判決，以告慰受害者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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