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日前，筆者有幸陪同律師一道與某征拆案件當?shù)卣念I導及拆遷方負責人交談了一上午。溝通中，拆遷方對“釘子戶”及拆遷補償問題的種種看法真實，反映出了征拆雙方看待同一問題的不同立場和關注點，也充分暴露出基層在“依法行政”中意識層面的不足和短板。

談話一開始，拆遷方就拋出一個雷人的觀點：本案中我們認為宅基地和房屋應當是當事人的母親的，當事人是城里人，她母親才是農(nóng)民。不過這點我們也不糾結(jié)了，因為她母親已經(jīng)寫了授權委托書，將補償安置問題全權交給自己的女兒來辦了，我們跟誰談都一樣。

拆遷方這個觀點的問題在于：真的有了授權委托書就“跟誰談都一樣”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拆遷補償首先需要明確的就是補償主體，即到底涉案土地、房屋的權利人是誰，拆遷補償依法究竟該歸誰所有。

就我們溝通的這起案件而言，涉案房屋、土地并無明確的確權登記證件，故此通過法定程序確定補償主體無疑是必經(jīng)步驟。授權委托書僅僅是當事人的母親將拆遷補償事宜交由當事人去談，但補償協(xié)議或者決定上究竟該寫誰的名字，與授權委托書無關。

這就好比被拆遷人將自己的案件一攬子委托給在明律師去代理，但簽協(xié)議、下補償決定只能對著被拆遷人下，不能下給在明律師一樣。

緊接著，拆遷方又在溝通中表示，當事人要求按照“一平米換一平米”的標準獲取貨幣補償，這個根本行不通。按照當?shù)氐难a償安置方案，這種農(nóng)村房屋只能按照重置成新價格的3倍為標準計算補償，沒有“拆一還一”的先例。

且涉案棚戶區(qū)改造項目已簽約戶都是按這個標準執(zhí)行的，我們不可能再多給，否則村民們都來找，我們誰也受不了。至于委托人和律師提及的“法定補償標準”，拆遷方表示“談這個就扯遠了，我們不談法律問題”。

簡言之，拆遷方對于其補償方案的合法性可能存在問題心知肚明，因而在溝通中避談合法性問題，只在堅持補償方案、政策的基礎上去“協(xié)商”。那么倘若方案本身就不合法，又怎么去推動協(xié)商呢？

最后，在談到拆遷項目本身的合法性時，拆遷方?jīng)]有明確否認該項目存在“未批先拆”、以協(xié)議搬遷推動征收拆遷的問題，甚至詢問已經(jīng)發(fā)出去的公告能不能撤回來修改后再發(fā)，能不能單給某一戶被拆遷人下一份決定，以及合法的拆遷程序究竟是怎樣的。

顯然，拆遷方對于自身行為的合法與否并不十分了解和關心，但對被拆遷房屋是否有證，是否屬于違法建筑則頗有一套觀點?？瓷先シ筛嗟氖潜挥糜谝?guī)范、限制被拆遷人的行為的，但對手握“公共利益需要”名頭的拆遷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

筆者最后要強調(diào)的是，作為專業(yè)拆遷律師，我們十分理解地方政府在維護公共利益需要、推動拆遷進程上所做的努力。但凡是行政行為，都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只講方案不講法律”，只談“一把尺子量到底”是不對的。逼簽、違法強拆等行為更要承擔嚴重的法律后果。事實上，解決征收補償糾紛的真正良藥恰恰是拆遷方的嚴格依法行政，依法推進拆遷程序，保障被拆遷人提出意見、要求聽證、選擇評估機構(gòu)、參與調(diào)查登記、復議訴訟、復核專家鑒定等權利，最后在仍無法達成補償協(xié)議的情況下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這樣做，看上去慢，實際上快。

誠如此番與在明律師溝通的拆遷方負責人所言，按法定程序走兩三年怎么都走完了，這都折騰了4年了……

如對于征收補償方案不滿意，或想要提高賠償標準的話，可以找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