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拆遷過程中，為了快速達到拆遷目標，難免會出現(xiàn)一些不明身份人員沖入房屋進行強拆的現(xiàn)象。事后，以政府為代表的拆遷方往往會對此進行否認，從而導致將政府列為被告的行政訴訟對象難以落實。那么，如何選訴訟對象，下面通過案例告訴大家。

　　劉先生是A市B區(qū)C村村民，在該村擁有合法宅基地和房屋。為落實A市棚戶區(qū)改造和環(huán)境整治計劃，涉案地塊于2016年啟動騰退工作，明確由A市B區(qū)C村村民委員會擔任騰退項目的實施主體。2020年8月23日，B區(qū)政府向C村委會作出《關于收回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意見》，提出應當本著公平公正、依法依規(guī)的原則開展收回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工作。因雙方未就補償事宜達成合意，其一直未簽署拆遷補償協(xié)議。2020年9月10日上午，C村委會組織不明身份人員手持器械將劉先生家圍住，強行破門而入，將劉朝暉、劉雅婷宅基地上房屋全部拆除，毀壞屋內物品。

　　劉先生認為，依據(jù)相關法律法規(guī)，區(qū)縣人民政府和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應當依照規(guī)定的職責做好房屋拆遷管理工作。而C村委會在未經(jīng)法定程序，且沒有法律依據(jù)的情況下強制拆除房屋，嚴重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權益，B區(qū)政府未盡到管理職責，應當對此承擔法律責任。請求人民法院判令B區(qū)政府于2020年9月10日強制拆除劉先生房屋及毀壞屋內物品的行為違法;訴訟費由B區(qū)政府承擔。

　　對此，B區(qū)政府在答辯中予以否認，并同時提交了C村委會作出的《關于劉先生房屋實施收回集體土地的情況說明》證明強制拆除涉案房屋行為系該村委會實施。

　　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法定起訴條件，起訴不具備法定條件的，已經(jīng)立案的，裁定駁回起訴。本案中，劉先生認為B區(qū)政府實施了強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為，但政府對此予以否認，并同時提交了C村委會作出的《情況說明》來證明強制拆除涉案房屋行為系該村委會實施。同時，現(xiàn)有證據(jù)不能證明政府實施或委托他人實施了被訴強制拆除行為。此外，劉先生關于政府應對C村委會的拆除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綜上，劉先生的起訴，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應予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裁定駁回劉先生的起訴。

　　不過，劉先生不服一審裁定，以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C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并不是法定的拆遷責任主體，其作出《情況說明》自認對涉案房屋實施了拆除，但由于其不具有強制拆除他人房屋的法定職權，故不能因此認定C村委會是本案強拆行為的責任主體，B區(qū)政府作出的《關于收回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意見》即是對C村委會的行政委托，B區(qū)政府才是強拆行為的責任主體，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關于B區(qū)政府應對榆樹莊村委會的拆除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存在事實認定不清，法律適用錯誤等理由提起上訴，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

　　綜合案件來看，如果強拆是政府授權村委會進行強拆之實，政府當然為行政訴訟的適格被告，也理應對強拆損壞物品行為進行賠償。而此刻村委會卻跳出來聲稱是無人授意自己所為，其實村委會此舉就是起到擋箭牌的作用，避免政府走入漫長而又復雜的行政訴訟程序當中。那么作為被拆遷方，我們應當找到能夠直接證明政府授權村委會的證據(jù)，這樣才能讓我們接下來的行政訴訟程序順利開展。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政府的確沒有授權村委會，或者沒有找到政府授權的證據(jù)。那么此案的就不是行政訴訟的性質了，根據(jù)我國《刑法》，村委會此舉觸犯了故意毀壞財物罪，應承擔刑事責任。那么作為當事人，我們應該通過提起刑事訴訟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