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播放了一則題為“政府官員遭遇自家征地難題”的報道，引起了廣大網民的熱議。報道中的主人公蔣開松是湖南省邵陽市綏寧縣城管局的紀檢組長，因為一塊152平米的土地，他與親人們的關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母親不認兒子，伯父想打侄兒，妻子向法院起訴離婚。更讓蔣開松不能接受的是，因為他勸說家人拆遷不力，被公開宣布停職，抽調到項目指揮部，協(xié)助做騰地工作。蔣開松認為，宅基地是祖父遺產，母親和伯父、伯母健在，他們才是第一繼承人。他認為自己是代父輩“受過”，而綏寧縣有關部門則認為蔣開松和他母親都是法定繼承人，蔣開松是當事人，不算“株連拆遷”。

俗話說，硬的不行來軟的，在推土機開路、雙方打得你死我活的暴力強拆被法律明文禁止的情勢下，一些地方便打起了“親情牌”，把政府與拆遷戶之間的利益博弈，轉化為拆遷對象家庭內部的“思想工作”。綏寧縣“株連”公職人員強制“逼遷”，本身就是濫用公共權利，而因為親屬拆遷進展不順強行問責，則更是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行為。而相關部門領導口中的“讓他停職并非是整他，也不是對他的處罰，只是希望他能更專心的做家里人搬遷的思想工作”的說法更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說法，既然是工作為什么停發(fā)工資呢?再者說，公職人員該干什么，權利和義務如何劃定，如何考核評價，法律制度俱有明文規(guī)定，但從來沒有為拆遷服務的職責，也沒有因親屬拆遷問題而問責的規(guī)定。公務員具有雙重身份，在行使國家賦予的公權力時，他是公職人員，他必須服從上級的指揮，如果違背職責要求，上級有權懲處他。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個體公民，在他沒有行使公權時，他也具有私人的領域與公民權利，對于他的私權利，他有權自己做主，上級沒有權力來替他做主，反而應當保護他的權利。如果單位通過命令、通過停職等脅迫公職人員服從拆遷，便是濫用公權力的行為，是對公務人員私權利的嚴重侵犯。

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要發(fā)展，拆遷是很重要的工作，政府大力推行該項工作也無可厚非。拆遷工作進展不順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博弈，被拆遷者與拆遷部門雙方都沒有達到心理預期。國家加速推進城鎮(zhèn)化的進程是為了讓百姓都過上更美好的生活，強拆固然能在短期內給城市建設帶來不少便利，城市建設如火如荼，城鎮(zhèn)化進程明顯加快，但這些都是虛假的繁榮，與美好的生活背道而馳。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仕途更加順暢，急于出成績，一切都要為城市建設讓路，因為只有最大限度的加快城市的建設，他們才會被上級領導賞識，提拔才有希望。而像那些做被拆遷戶的思想工作等在領導面前不容易以數字來顯現(xiàn)的成績，自然就不會下工夫去做，這也就出現(xiàn)了近幾年備受地方政府青睞的“株連拆遷”。從實用主義的角度，這種“親情攻勢”確能擊中不少拆遷戶的軟肋，不管是為自身利益計，還是為親人相處想，不少人思前想后，最終簽字。然而，這種拆遷方法看似效率高、推進快，其帶來的負效應卻不能小視。公職人員與一般平民不同，普通百姓，當他們的利益受到政府侵害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放手一搏，因為“打赤腳的不怕穿鞋的”，而公職人員在絕大多數時候，命運還是掌握在單位和領導手中，端著“公家的碗”，就要看“老板”的臉色行事。所以每當“老板”有指令時，那就必須言聽計從，無論這個命令是否對自己的利益有害，都必須不打折扣地去執(zhí)行，必要的時候還要“大義滅親”，然而從他們內心來說，必定充滿了憤怒、痛苦和仇視情緒，這不僅嚴重打擊了公職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甚至會扭曲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長此以往，將會導致社會道德的淪喪和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多。當下，以人為本的執(zhí)政理念深入人心，任何形式的強拆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容。想改變地方政府的變相強拆，還得從源頭著手，改變對地方政府考核的標準，不再惟GDP馬首是瞻，同時對頂風作案的相關單位要啟動問責機制，嚴格問責，讓他們?yōu)閺姴鸶冻龀林氐拇鷥r。